他寻找的蜂叫“中华蜂”，
城里的面包商人
要做山间的“蜂王”
李君竹最近10年的日子过得让很多人看不懂：从城里到乡下，从面包到野蜂，从做面包到挨家挨户去收蜜，一斤两斤三斤……
“最开始的时候很矛盾，到底是一心一意在镇上做生意还是回到村里来。”李君竹今年45岁，2011年时他在杭州淳安千岛湖镇做面包和蛋糕，一年收入颇丰，是村民眼里的能人。在当地乡党委政府人才回归的招引和村民的期盼中，他当选为村书记。
他来到金峰乡安上村上任不久，一件事开始让他担忧。“我记得小时候村里很多人家都养蜂，后来看到的却都是外地的放蜂人。”他说，外地人用货车装来一箱箱的蜜蜂采蜜，花期过了收蜂就走。
再后来他知道，几乎已经消失的本地蜂种叫“中华蜂”，而外地放蜂的品种则叫“意蜂”。
“不要说本村，周边几个村庄加起来，‘中华蜂’的数量也就几十桶，山里已经是意蜂的天下。”他知道意蜂的产量高，但只针对某一种花采蜜，若遇花就能采蜜的“中华蜂”消失了，对物种及百花授粉都会造成严重影响。
2013年，在前期的技术学习和对野外“中华蜂”的摸排调查后，李君竹转让了镇上的面包蛋糕坊，他决意要扩大“中华蜂”的种群，去山间做一个“蜂王”。
为了追蜂
5年跑了30万公里
想得简单，做起来却很难。想要扩大蜂群，首先要找到蜂群。
李君竹的越野车出发了。他想知道哪里有野外蜂群，哪个蜂群的品质更好，哪些蜂群适合引下山培育。
“哪里有野蜂就往哪里去，水边、山上，到处都去。”李君竹说，他常常是一个人，准备好引蜂用的“蜂帽子”就行。如果找到蜂群，他要查看群落大小，查看蜂种的健康程度，然后判断引种可能……
这过程中吃过的苦就不说了，曾经遭受过的危险也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。“‘上山入地’总可能会发生意外，一不当心就可能很危险。”他不太愿意多谈自己曾在野外遭遇的危险，但有一组数据可以印证其中的艰难：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，他的越野车跑了大概30万公里，前后共从野外引回蜂群200群，约合200万只。
因为追蜂
他成为低收入户的“领头蜂”
“断断续续养了些日子，但很多技术还需要李君竹来帮忙。”徐绿生今年75岁，养蜂历史50多年，却是个“新手”。
徐绿生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养蜂，但到了30多岁后就外出务工了。三四年前年纪大了，不能出远门了，他就决定在家里养蜂。“养育18群蜂一年总有三四千元收入。”他说家里的蜂蜜有很大一部分都送给了亲人朋友，吃不完的才让李君竹上门收。
像徐绿生这样的村民就是李君竹找到的最佳帮手。“一个人总是有限的，发动大家一起来才能真正壮大本地蜜蜂的族群。”于是他想到了发动村民——提供种蜂、提供技术、蜂蜜回收。
当年开始，他陆续在金峰乡政府的引导支持下发放种蜂796群——只要是低收入家庭都能免费领到种蜂，这些种蜂又通过育种、分箱先后变成了7000多群，淳安本地7个乡镇2000多户村民开始养“中华蜂”；送入外地的种蜂也发展成了3000余群。他俨然成为低收入户增收的“领头蜂”。
在他的努力下
“中华蜂”保护区终成立
“每一次送去种蜂，我都既高兴又担忧。”李君竹说，高兴是因为种群扩大，担忧是因为外地蜂农游放意蜂。“意大利蜂翅膀振动的频率与中华蜜蜂相似，中华蜜蜂会误认为它是雄蜂。事实上意蜂在进入中华蜂巢门后会杀死中华蜂蜂王，导致其他‘中华蜂’飞走。”
“2013年当地就曾提出过成立‘中华蜂’保护区的设想，因为有了李君竹的追蜂、试样、育种、分群，保护区才变成了可能。”金峰乡党委副书记吴新君说，李君竹是蜜蜂土专家，也是安上村的党支部书记，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消薄增收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内容之一，当地乡镇也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尝试。他说在技术、种群等条件成熟后，金峰乡党委政府提出了“全乡低收入农户新发展至少一桶蜂，户均增加收入1000元以上”的目标，也正是因为这种“政府引领+企业引导+农户参与”的形式，使得“中华蜂”蜂群快速扩大，并在2015年初成立了省内第一个“中华蜂”保护区，外来品种蜜蜂不得在保护区游放。
钱报记者了解到，李君竹目前已经成立了千岛湖好清蜜蜜蜂专业合作社，这个合作社对接种蜂、技术，同时也对蜂蜜兜底收购，203名社员注册了“千岛金蜂”商标，他们的种蜂覆盖了淳安半数乡镇，种蜂产业吸引了新加坡、美国、印度等七个国家的专家上门考察交流。
一个曾经的“面虫”，通过近乎痴迷的追蜂，变成了“蜂王”，多了蜂富了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