值得一提的是，
“大背景是党政群团的全面改革，我们称之为‘党政关系的重塑’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，实际上也是这次机构改革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对于一些重大改革议题和重大问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”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、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分析道。
底线思维很有必要
记者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2018年三大攻坚战之首，其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。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提出，要坚持底线思维，坚持稳中求进，抓住主要矛盾。为何要在当下提出坚持底线思维，稳中求进的原则?
管清友：2016-2017年以来，其实是对过去十年的货币膨胀、金融过度繁荣或者说泡沫化的一个矫正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风险是很大的，因为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释放出去之后，想管住是很难的。而且这里面除了宏观问题，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金融机构、大型企业的切身利益，搞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。所以目前来看，守住底线思维是很有必要的，要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来应对风险。
记者：会议提出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，降杠杆的主要部门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，目标是宏观杠杆率的下降。如何理解结构性去杠杆?为何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?
管清友：结构性去杠杆，一是，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中趋降，因为这几年宏观杠杆率略有下降，但总体不明显。二是，总体上如果一刀切地去杠杆，反而更容易引发风险，要稍微缓一下。
为什么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?因为现在降杠杆主要在地方政府和国企，国企这几年没去杠杆，民企去杠杆去得差不多了。但很难说精准这个问题，只能是先提要求，然后把控住风险。
记者：你曾表示，2017年、2018年可能是出清的年份，也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阵痛期，如果这两年我们可以熬过去，黎明的曙光大概会发生在2019年。你还用“最后的出清”概括2018年国内经济市场，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?
管清友：其实2016年、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和冲突，以及内部防范风险，创造了很好的条件，这是重要的“出清”的时间窗口。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实际上还是抓住了，我认为国内降杠杆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，很多机构和企业都达到了降杠杆的目的，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防范国内的金融风险，抵御外部的冲击。
但很多时候不能只考虑国内的问题，还得考虑国际上的一些政策。现在是中美贸易战期间，外部情况不由我们掌控，只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。如果外部条件不恶化的话，那么2018年可能是“最后的出清”，2019年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说一个新的阶段。
降杠杆是循序渐进的消化
记者：2017年，国企已经出现了降杠杆的苗头。数据显示，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.7%，相比上一年下降了0.4个百分点;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.5%，相比上一年下降0.3个百分点。但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的62%，相比2016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。对此，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?
管清友：这跟我们这次改革有关系，一方面降杠杆主要在国企，国企养成的惯性是大举借债而不关注资本回报率，习惯于高负债经营，出现投资饥渴症的问题;另一方面，这几年很多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其实都有利于国企，产品价格上涨，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杠杆反而扩张得更快了。降杠杆是循序渐进的消化，说白了就是资产收益率要提高，负债端的成本要下降，但是资产收益率现在很难提高，杠杆率就很难降。
记者：未来国企去杠杆的主要发力点在哪里?
管清友：国企去杠杆是很难的，跟民企的机制不一样。国资委在考核考评方面有具体指标，所以国企去杠杆主要还是需要中央提要求，必须要中央提明确要求。
记者：以政府投资基金、专项建设基金、政府购买服务、PPP项目等形式存在的变种融资方式，成为地方隐性负债的主要形态。你认为该如何化解隐性债务的存量，控制新的隐性债务增量?
管清友：化解隐性债务的存量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。债转股这些办法也做了，但现在金融机构都是独立考核的，可能性不是特别高。当然，地方政府将地方国有资产重组出售，也可以降杠杆，除了这个没什么别的特别好的办法。毕竟地方政府借了那么多钱，搞那么多建设，钱总是要还的。
这几年，先是地方融资平台，后来又搞PPP这种方式，新的隐性债务增量其实已经控制住了。但地方举债要谨记依法合规，不能再开口子。4万亿的时候就是把国企和央企这两个口子开了，让他们可以随意借钱，鼓励借钱，然后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跟上，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。
最难的事情在环保
记者：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。在剩下不到3年时间里，全国还有3046万人要脱贫。对此，会议提出，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，要咬定总攻目标，严格坚持现行扶贫标准，不能擅自拔高标准，也不能降低标准。在你看来，如何保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?
管清友：脱贫攻坚还是得从中央大政方针考虑，是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。打好脱贫攻坚战，我认为还是地方政府要起重要的主导、引导作用，更多地让企业参与进来，实现产业扶贫，实现造血。产业扶贫这种思路是非常重要的，毕竟中国确实有优势，地方与地方之间可以互帮互助“结对子”，也可以引导一些大型企业，对一些地方互帮互助“结对子”，比如京东与河北一些县签署农村电商及精准扶贫合作协议，其实效果挺好的。
记者：环境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人民认可的一个关键。此次会议明确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要坚持源头防治，调整“四个结构”，做到“四减四增”。如何看待目前在调整“四个结构”方面取得的成绩?
管清友：目前我国在调整“四个结构”方面取得的成绩还是很明显的。环保这些措施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，毕竟中国人均GDP已经8000美元了，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，环境保护必须高度重视。
我国现在大气污染、土壤污染、水污染都很严重，要搞清楚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，宁可经济发展速度慢一点，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。环境保护还是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，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。现在也确实应该短期与长期结合，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用，下决心打赢这场保卫战。
说实话，降杠杆我不担心，我认为最难的事情在环保。环保真的是任重道远，比扶贫还要难办。总不能把企业全部关停，调整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冲击也是很大的，短期内环保和经济发展肯定是有矛盾的，就看如何取舍。
